1979年秋，北京西山的松叶刚泛黄，中央政法委一间灯火通明的小屋里，彭真把手中的材料合上，没有寒暄，直接问道：“秦城那几个人，情绪怎样？”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询问，预示着“两案”公开审理已进入冲刺阶段。
距林彪“九一三”事件已过去八年，始终关押在秦城，日子按秒计算。他最反感的，是一遍又一遍的讯问表格，姓名、籍贯、职务，机械重复令他烦躁。预审记录显示，他常用沉默做回应，偶尔抬头，“冰刀似的目光”让年轻预审员直冒冷汗。
其实，从1971年9月中央下令“离职反省”那一刻起，军事生涯辉煌的总参谋长已走到命运另一端。可他本人不这么想。被隔离后，他仍自认“前线将领”，面对审讯，他像在战壕里打防御战，一句“不知道”顶回去，再补一句“你们自己查”。
预审僵住，办案组把情况送到政法委。当晚，彭真与、伍修权等人碰头，结论只有一句：必须从被告本人打开缺口。第二天，一条口信被带进秦城：“证据铁实，组织看的是态度。”就是这句话，让黄永胜的防线出现裂缝。
1980年11月的特别法庭，一切细节都公开：法警列队，录音机长时间运转，旁听席坐着各单位代表。黄永胜被带上法庭时步伐慢，嘴抿得很紧。检察员张中如宣读起诉书，72件书证、物证接连摆出，甚至包括他的亲笔批示。
面对证据，他先用惯用手势遮住麦克风，低声嘀咕：“记不清了。”紧接着改口：“也许是跟其他同志一起讨论时顺口一说。”推脱、稀释、切割——一整套手法跟在座的大多数干部都打过交道，没什么新意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法庭早已请他选律师，他却摆手：“我自己来。”旁边书记员记录时听见他低声补了一句：“这点事还用别人替我？”筹备两天，他写出28页自辩稿。字体仍带军人味，横平竖直。
开庭那天，他戴上老花镜，把稿纸摊在桌上，声音不高不低：“我承认犯有严重错误，在若干问题上犯有罪行。”全场以为他要彻底低头，可下一段马上改调：“若干问题不等于全面犯罪，我只是成员，不是主犯。”听上去理直气壮，实则继续卸责。
三小时自辩结束，法庭休庭。第二天辩论继续，检察员朱宗正抓住“成员”一词，逐条勾连电报、批示、座谈纪要，逻辑链条密不透风。黄永胜的面部肌肉几乎僵住，却很少插话，他清楚再辩也只是重复。
20日下午，法庭最后一次给他机会：“还有补充吗？”他缓慢摇头，“放弃”。按程序，他仍可作最后陈述，他想了想，说自己十年来只琢磨出两句话，浪费大半生，难报人民。“唯有赭衣供痰肉，不曾涓埃答人民。”语气淡，却透出无力感。
1981年1月25日，特别法庭判处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。刑期从1971年算起，他还剩八年。此时他七十一岁，外界揣测，以当时医疗条件，坚持到出狱并非奢望。
然而，顽固与郁积侵蚀了他。秦城的单间里，书桌摆着《毛泽东选集》和几本《战争回忆录》，除此之外，他对外界毫无兴趣。守卫说，空地上鸟叫得再欢，他也不看一眼。医生一次次让他散步，他只是点头，转身关门。
生活标准不算差：一日三餐管饱，节日能吃饺子，每季度体检。但营养并没换来好身体。1983年初，他已有严重心脏病、高血压，医护值班几乎贴身。4月26日清晨，他突然出现大面积心梗，抢救无效，终年七十三岁。
资料显示，病危通知发出后，中央批准家属探视。家属带来的日用物品多数没拆封，连新棉衣都整叠搁着。护理员问他要换衣服吗？他摇头：“穿旧的。”这种固执，让旁人无从劝解。
彭真后来谈到“两案”时说，审理目的不是宣泄情绪，而是让历史对当事人作出清楚交代。黄永胜的结局，正是交代的一部分：功劳摆在那里，问题也摆在那里，谁也绕不过。
从西线大漠到法庭席位，他经历的战火与风浪，外人难以企及。但当铁证一件件摞在桌面，个人的强硬变得苍白。那封“看的是态度”的口信，提醒他也提醒后来者：在法律面前，所有履历都只是背景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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