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79年秋,北京西山的松叶刚泛黄,中央政法委一间灯火通明的小屋里,彭真把手中的材料合上,没有寒暄,直接问道:“秦城那几个人,情绪怎样?”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询问,预示着“两案”公开审理已进入冲刺阶段。
距林彪“九一三”事件已过去八年,始终关押在秦城,日子按秒计算。他最反感的,是一遍又一遍的讯问表格,姓名、籍贯、职务,机械重复令他烦躁。预审记录显示,他常用沉默做回应,偶尔抬头,“冰刀似的目光”让年轻预审员直冒冷汗。

其实,从1971年9月中央下令“离职反省”那一刻起,军事生涯辉煌的总参谋长已走到命运另一端。可他本人不这么想。被隔离后,他仍自认“前线将领”,面对审讯,他像在战壕里打防御战,一句“不知道”顶回去,再补一句“你们自己查”。
预审僵住,办案组把情况送到政法委。当晚,彭真与、伍修权等人碰头,结论只有一句:必须从被告本人打开缺口。第二天,一条口信被带进秦城:“证据铁实,组织看的是态度。”就是这句话,让黄永胜的防线出现裂缝。
1980年11月的特别法庭,一切细节都公开:法警列队,录音机长时间运转,旁听席坐着各单位代表。黄永胜被带上法庭时步伐慢,嘴抿得很紧。检察员张中如宣读起诉书,72件书证、物证接连摆出,甚至包括他的亲笔批示。
面对证据,他先用惯用手势遮住麦克风,低声嘀咕:“记不清了。”紧接着改口:“也许是跟其他同志一起讨论时顺口一说。”推脱、稀释、切割——一整套手法跟在座的大多数干部都打过交道,没什么新意。
值得一提的是,法庭早已请他选律师,他却摆手:“我自己来。”旁边书记员记录时听见他低声补了一句:“这点事还用别人替我?”筹备两天,他写出28页自辩稿。字体仍带军人味,横平竖直。

开庭那天,他戴上老花镜,把稿纸摊在桌上,声音不高不低:“我承认犯有严重错误,在若干问题上犯有罪行。”全场以为他要彻底低头,可下一段马上改调:“若干问题不等于全面犯罪,我只是成员,不是主犯。”听上去理直气壮,实则继续卸责。
三小时自辩结束,法庭休庭。第二天辩论继续,检察员朱宗正抓住“成员”一词,逐条勾连电报、批示、座谈纪要,逻辑链条密不透风。黄永胜的面部肌肉几乎僵住,却很少插话,他清楚再辩也只是重复。

20日下午,法庭最后一次给他机会:“还有补充吗?”他缓慢摇头,“放弃”。按程序,他仍可作最后陈述,他想了想,说自己十年来只琢磨出两句话,浪费大半生,难报人民。“唯有赭衣供痰肉,不曾涓埃答人民。”语气淡,却透出无力感。
1981年1月25日,特别法庭判处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,剥夺政治权利五年。刑期从1971年算起,他还剩八年。此时他七十一岁,外界揣测,以当时医疗条件,坚持到出狱并非奢望。
然而,顽固与郁积侵蚀了他。秦城的单间里,书桌摆着《毛泽东选集》和几本《战争回忆录》,除此之外,他对外界毫无兴趣。守卫说,空地上鸟叫得再欢,他也不看一眼。医生一次次让他散步,他只是点头,转身关门。

生活标准不算差:一日三餐管饱,节日能吃饺子,每季度体检。但营养并没换来好身体。1983年初,他已有严重心脏病、高血压,医护值班几乎贴身。4月26日清晨,他突然出现大面积心梗,抢救无效,终年七十三岁。
资料显示,病危通知发出后,中央批准家属探视。家属带来的日用物品多数没拆封,连新棉衣都整叠搁着。护理员问他要换衣服吗?他摇头:“穿旧的。”这种固执,让旁人无从劝解。
彭真后来谈到“两案”时说,审理目的不是宣泄情绪,而是让历史对当事人作出清楚交代。黄永胜的结局,正是交代的一部分:功劳摆在那里,问题也摆在那里,谁也绕不过。
从西线大漠到法庭席位,他经历的战火与风浪,外人难以企及。但当铁证一件件摞在桌面,个人的强硬变得苍白。那封“看的是态度”的口信,提醒他也提醒后来者:在法律面前,所有履历都只是背景板。
2
浙江配资门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